日志其四（一） (第3/9页)

么用烟灰缸敲在我的脑袋上的殴打记忆，我的大脑很棒也很爱我，她会保护我。

    在多年后，我爱着的记者让我回忆起这些有助于她实现远大理想的记忆，我并不关心能够帮助到谁，我只在乎自己的幸福，让爱的人快乐是我的幸福。

    在那时，缺爱长大的我理解了mama，我们同样缺少来自家庭对女儿们的爱，可也确实感受到偏爱后剩一些的有条件的爱，只有女儿做些好事，才能被爱。

    我能为记者做的好事就是，回忆不想记起的过去。

    记者足够聪明，成熟，迷人，我没有理由不爱她，遇到完美的人就要恋爱，这是mama教给我的，遇到好男人就要抓住，她没教给我要好好抓住热爱的事业，她对我的高考不抱期望，她想让我考到家庭附近大学，让我毕业抓紧结婚生子。

    我用我学会的惯用伎俩哄骗青年跳楼一事暗示了过往的经历与教育，我知道，记者不愿相信我是教唆犯罪者。

    记者无法找寻丝毫证据来证明我的犯罪行为，实际上，精神病人受到社会各界歧视，“凡是犯罪者用精神疾病就能逃脱”的现状决定了具有猥亵行为的青年不会获得任何人的同情，谁会相信精神障碍的青年说的只言片语？

    未经许可的录音文件也不能证明我的自首行为，自然，欺骗人过久，每一句话都让人无法相信。

    记者将青年溺亡的事告诉我，她旁敲侧击的语气让我意识到，她已不再信任我。

    还好我们之间有约定的“谎不过三”。

    当记者询问我那件决定我能存活的信念的案件时，我不愿打破与爱人的约定，也不愿让她失望，我沉默了。

    记者小姐，我不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