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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后，羲岚发现，以前王孙公子在街上骑马，故意碰马的是娇羞娘子，不叫夏紫薇，便叫秋海棠；现在碰马的是老头，不是瘫死，便是病残，不给几百贯钱他决计不肯矫健地爬起来。为了不跟老头们产生太多的爱与恨，王孙公子们都换掉了紫骝、大宛等进口名牌，摘掉了金鞍玉勒，恨不得骑骡上街，连带影响了衣肆、鞋肆、帛肆、茶肆、酒肆等等的生意效益。久而久之，这长安的“胡气”自然也少了许多。

    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是长安的物价调整略大，连盐价都从天宝年间的十钱一斗，涨到了两百多钱一斗，赋税还高得有点吓人。除了吃盐要交盐税、喝茶要交茶税，连喝酒也变成了限量的，还得交个酒税。奇奇怪怪的税如雨后春笋，让老百姓们感到压力山大。搞不好以后敬酒要交个灌税，吃饭要交个膳税，蹲茅房要交个厕税，死人要交丧税，服丧完了要交除税，交友要交友税，友税还得分个执友税和交游税，打呵欠要交个欠税，伸懒腰要交个伸税，天亮了交质明税，天黑了交晏朝税……皆大欢喜。这种税来税去的制度持续了几十年，只苛不缓。打个比方说，后来柳宗元被贬谪到永州当司马，遇见了一件挺神奇的事。因为朝廷需要某种毒蛇做的药材，若有人交这药材可以免交赋税，但可能会被毒蛇咬死。柳宗元听了很气愤，捕蛇人却说我这样挺好的，总比交赋税被穷死饿死好。我们村儿的人都交税交死了。于是，柳宗元对自己的人生与智力产生了质疑，他作为当代一文豪，竟找不到言语反驳捕蛇人，只能留下一长串省略号。

    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立下剖符丹书之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