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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崇出事上报那天，我一大早便进了公司，守在传真机前等候中盘与大盘的回报，与企划忙着分析每个区域的进货数量。

    那时已退居幕后五年，虽然有着制作部经理的头衔，但事实上大小事都得全包。还没制作出一张奠定名声的唱片是我当时最大的忧虑，向老板讨价还价差点没下跪才换到最后同意，做了这张并非当时市场主流的专辑，以中性的造型包装一位从某大饭店发掘的驻唱女歌手，企图打造一位台湾的 K. D. Lang 想试探台湾蕾丝边市场的水温。谁教那位已拥有广大歌迷的女歌手那么倒霉，遇上了蕾丝边酒吧偷拍事件让出了这么好的宝座？

    在会议室焦急等待着首日战况，不安地把桌上的报纸翻来又翻去。通常会议室里的报纸都只留各家影剧娱乐版放进报夹，但不知为何，那天竟然其他各版都没被收走，厚厚一叠丢在椅子上未经整理。报禁开放后，反而阅报的时间逐渐缩减，分量太多让人不知从何看起是原因之一，更重要是每次翻报都觉得触目惊心，杀人绑票勒赎案特别频繁，更不用说政治纷扰从不停息。

    报纸被唰唰胡乱掀翻着，然后一行标题猛然映入了眼底：“知名运动器材品牌资金遭掏空，损失达五千万，警方锁定小开涉嫌重大”。

    还没细读新闻内容，脑中已经闪过丁崇光的名字。

    所以说，我并非无知到以为跟汤玛斯的事我可以瞒阿崇一辈子。黑金刚大哥大一整天响个没停，不过不是为首日发片的销售纪录来道贺（事实上那张销售奇惨的唱片是我音乐生涯的最大败笔，就此一蹶不振的滑铁卢），而是读到报纸的圈内朋友皆来打听新闻内容的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