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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和赵维宗的奶奶在猪圈里养过孩子，也在广场上被人给剃过阴阳头，还是坚持让儿子偷偷读些他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孔老夫子，抑或是托尔斯泰。

    然而，文革过后，两口子却突然改了想法，坚持不许两个儿子把文化学得太多了，而是让他们混个职高学历就上社会上赚钱。

    于是赵维宗的父亲如今成了跑货运的小老板，他小叔则干起了倒卖玉石的生意，常年往云贵越缅那边跑。

    都说别人是文革时扔书，他家却是文革后扔。至于为什么这样，赵老如是说：“突然想明白了，这年头有时候文化会害人的。”

    赵维宗他爸对此颇有些怨言，每次年夜饭喝多了酒，都要拉着弟弟抱怨几句，说他年轻时想当诗人，现在却只能在国道上拉着一车肥猪吟诗。赵老爷子每次听见儿子如是说，总是捻须不语，看不出在想什么。只能等赵维宗他妈煮完饺子回到桌上，招呼大家打牌，这过年的“祥和”气氛才能稍稍回一点温。

    赵维宗则一直对他爷爷心怀敬佩，倒不是因为从他嘴里听说的那些奇闻异事，也不是因为他身为“哲学教授”时不时发出的那些神神叨叨的慨叹，赵维宗把爷爷视为偶像，是因为觉得他是自己身边内心最坚定的人。光从三年前奶奶得了老年痴呆，一天比一天迟缓下去，爷爷还是坚持每天傍晚带她去后海边上跳华尔兹就能看出这一点。

    赵维宗问过他：“奶奶还记得舞步吗？”

    赵老爷子回答：“当然不记得了。”

    赵维宗疑惑不解：“那你们怎么跳？”

    赵老爷子气定神闲：“你自己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”

    于是那天傍晚赵维宗跟着爷爷奶奶去了